六点钟，孔拉德夫人很准时让我们离开。我们向她行礼衷心谢过她。出了集训营门，阿方索先生和博杜安哥哥已经叫来了人力车，我们坐上车回家。

  车子跑了一阵，从仍然硝烟弥漫的警察局前路过。我远远看过去，警察局整栋建筑已经完全塌了，宪兵用绳子拉起了警戒线禁止市民乱闯，一些工人正在手持铁锹等工具挖掘搜寻遇难的警察遗体。警察局前马路上用红通通的油漆涂着几个巨大的字：“血债血偿！”旁边画着一个白惨惨的骷髅。显然，这是骷髅会对昨天国会前流血事件的报复。一群路人站在警戒线外指指点点，不时的哈哈笑两声：“罪有应得！”还有一些人应该是警察们的家属，眼圈红红的焦急在废墟中拼命寻找。

  我想起昨天帮助过我的老警察，想起他在上司面前低头哈腰帮我求情的样子：“瞧，这女孩多清纯，绝对不是暴乱份子……”，话语依稀仍在耳边。我不知道那位老警察是否也参与了向学生们行凶，如果是，那他应该算罪有应得，但站在他的立场，可能只是听从命令忠于职守吧？他留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那么普通，和街头上的每一个老百姓似乎没有任何不同，有家要养，有生活要烦恼，有尊严和正义不得伸张。

  我叫停了人力车，对阿方索先生说我有人要祭奠，买了一支大丽花，把花放在废墟的一块砖上，蹲在地上闭着眼睛向神明虔诚祈祷：愿这里有罪的、无罪的灵魂都得到安息。

  身后响起一个男声：“你也有家人遇难吗？”

  我摇头。

  “为什么你不像其他人一样幸灾乐祸？警察都是不得民心的家伙。”那声音又问。

  我站起来转身，身后站着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搀扶着一位悲痛欲绝的老妇。我向老妇行礼，道：“有人死去总是件悲哀的事，不值得欢笑。警察也许有不好的地方，但他们是国家的刀，错误的是拿刀的手。”

  青年眼现泪花：“谢谢。”

  我扭身离开，却又被叫住，只见青年从他的大背包里拿出一架照相机：“我想给你照张照片，可以吗？”

  我不禁心里一惊：“你该不会是记者吧？”我只是个来选美的乡下女孩，可不要因为政治事件再上报纸了。

  青年点头：“我不是记者，这张照片留作个人纪念。”

  “那好吧。”我同意了。青年拍下我，站在废墟前，脚下是一朵凄婉的大丽花。

  吃过晚饭后，阿方索先生向房东借用她儿子的书房，把我叫进去问话，详细询问我今天培训的经过。我把大小事情都告诉了他。阿方索先生说：“你应该低调些，比赛开始前避免成为别人的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