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黑乎乎的牙齿，瘦，太瘦，衬的身上沾满泥巴的破衣服总是布条似的晃荡，冬天也半露着胸膛。

  女学学生很怕见他。说是有伤风化。

  因只有我年纪最小，小姑姑又不忌讳这些，所以每次领着女佣去登记他送来租子的总是我。也就有些熟识了。

  不过，他那时还很老实，干活很卖力气，一整天泡在水田，插秧，照顾庄稼，割水稻，舀米，样样使得，租子也从来不缺半两。

  今天忽然见到他，我很是吃惊：“老黄！你......你这是怎么了？”我走过去，给他撑住伞。

  我叫了半天，老黄醒过来了，躺在泥水里，脸色死尸似的，惨白得厉害。微弱地叫我：“这袋是今年的租子，杏小姐......”

  我这才看到他身边有一袋东西。

  “这有什么紧要？你的脸色这样不好。你等一等，我去叫人抬你。”

  老黄没有回答。又晕过去了。幸好这里离女学已经不远。我走回去，赶紧叫了几个健壮的佣人，抬了个架子，把老黄抬去女学。

  把老黄搬上架子的时候，才发现老黄的肚子鼓得老高。佣人们议论说，老黄害大肚子病了。

  抬回女学，小姑姑也回来了。架子被放在院子里，女学生们隔着窗户指指点点。

  小姑姑看着老黄，和他鼓起的大肚子，皱起眉，以当年叹张妈的语气，叹道：“可怜！”

  得了大肚子病，听说是要命的事。而老黄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最顶用的只有他一个。

  小姑姑和阿姨们实在可怜他，就叫他以后不用再过来干苦力活了，租子也只要交三分之一就行了。

  后来老黄被送回家去了，还请了个大夫。听说是小姑姑替他掏的钱。

  更后来，我也不知道了。不过，老黄送来的那袋米，依旧是做成了米饭。味道不大好，女学生们不喜欢，很多都倒掉了。

  大约过了一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上了外省的师范，人也长得很高了。女学门前新载的树都不如我高。

  小姑姑和阿姨们打量我的目光，也总是像在看一株亲手栽下，刚刚长起来的树，宽慰极了。收拾行李的时候，她们都哭了。

  我离开居住了四年的女学的时候，春风送行，杨柳行行。女学往外的路上，都是小姑姑和阿姨她们亲手栽下的树。

  一棵、两棵、三棵、四棵......我坐在马车上，数着树，第一次独身一人，离开了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