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官吏事员还是坚守本心，而未尝与之同流合污的。尤其是各部驻军之间，出入往来都干净的很。”

  “你啊，也不用替上管会那些人变相开解了。。”

  周淮安摇摇头道：

  “终究是有所懈怠和轻忽了，总觉得天下既定就可以马放南山、高枕无虑了；这次若不是因为彻查刺客之嫌的缘故，这些人还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暴露出来呢。。”

  “传我令下，加大对于旧日留用人员的审查和清退力度吧！”

  周淮安只是略作思索，就拿出了一个两手并进的补漏措施来：

  “同时，在八级的吏目升吏长，十一级吏转官的迁转叙任之前，开始建立社会关系申报制度，”

  伴随着一个政权建立和运行过程当中，所滋生出来的腐败度这种东西，是古今中外任何文明和国家势力，在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中，几乎都无法回避的长久问题。

  因为，只要有权力的运作和资源的流动，就不可避免会因为人为立场和私心的偏差，而导致形形色色的问题和弊端诞生出来，而世上真正大公无私毫无利己的人，只是凤毛麟角的极少数。

  而且往往还会与各个时代的政府行政效率、时机运作成本挂勾起来；因此，在封建时代的背景下，历代王朝的做法就是将力所未及的社会底层，变相的割舍给有活力的社会组织/豪强大户，放水养鱼来换取低成本高浪费的执行力。

  因此，作为后世现代人的先见之明，周淮安也只能通过相对合理构架下的相互制衡，以及比较先进的制度建设，来确保能够以不断割草的形式，将可能诞生腐败度问题的苗头，扼杀和控制在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临界点下。

  然后，又有来自社调部的上京特派代表柳柏庐，所呈上的另一份作为印证的民间调查报告；看起来就让人更加不那么愉快了；

  因为按照这个上面上的描述和口供，如今看起来一片风平浪静而安居乐业的长安城内，居然还有这么多潜在的反贼嫌疑或是不满分子的苗头。

  看着这些言行罪证累累，周淮安忽然有些明白和体会到，当初占据了长安之后的黄巢政权，为什么会动不动掀起一波波清洗和杀戮，正所谓是这种充满了“总觉得有人想害朕”式的被迫害妄想症和猜疑情节。

  不过太平军进行的整肃内部是一回事，对外在士民百姓当中扩大清算和整肃的范围，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毕竟，光靠以言入罪或是论心不论迹的话，那也未免过火了；

  更别说还容易被人无限放大影响而失控，乃至变成是派系侵扎和政治斗争的工具。那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