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和心里的话向中央倾吐。他回到办公室，打开公文包没有找到那份材料，忙将办公桌的抽屉打开也没有找到，再去三楼的房间也没有找到。机关里有人见他魂不守舍地房里屋外、楼上楼下地忙匆匆的，没有敢理会他，他站在那张冰冷的单人木床前，仔细回忆当时写上访信的心情和境况，推断有可能是藏到家里的什么地方了，又忙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又听到了妻子那温婉可亲飘着甜味的声音。他说：“我有一份材料，好象用信封装着，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帮我在家里找找。”余风洁接了电话二话没说，在家里找了好一会，怕他等急便回话说没找到。她不甘心，又把女儿梦梦的书包倒出来找，又掀起床铺一层一层地找，也没有什么材料。她不知道是什么要紧的材料，只知道他在电话中那种认真的口气，那种没有一丝在床上睡觉做那事的温顺的口气，知道一定是很重要的，便又回了个电话，告诉他还是没有找到，并恋恋地说：“晚上一个人睡觉，太难熬了，整夜都想着你在家被你搞得热烘烘的幸福时刻，那夜太短暂了，你呢？”曾国超发出一声可望不可及的叹息，极不耐烦地说：“算了，算了。”她以为说那些私下的话不是时候，后悔忘记问他身边有没有人再说，他几百人的头头，不能抹了他的威信。曾国超放下手机，无意中拿取出书架上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随便翻翻，谁知那该死的材料竟藏在书里。他突然悟起来了，是自己为了防止材料的泄露，便夹在书里并锁在屉子里。春节后上班是凤洁帮着收拾的行李，他也没有那么过细的检查。他喜出望外，仔细阅览着自己激情下的产品，他字字句句看过几遍，觉得情况还不够具体，观点也不够鲜明，说服不力强，没有上访的份量。他要将它制成重型炸弹，一触便会引起中央的高重重视，忙赶忙去要乡党办的李盛北主任找经管站会计摸出有关农业负担和村级债务等数据，还测算与人口、一田亩、与历史的对比分析比率。

  春寒陡峭，夜深人更静，夜深天更寒。而曾国超身体内的血液在奔涌，油黑的脸上泛起微微的红晕。他还在伏案疾书，也不觉得眼睛胀痛，他在上访的开头语里这样写道：“我是美丽富饶的水乡湖区的一名农村基层干部，深切体验着我所处的乡村的实际，概括地说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目前‘三真’的不良局面，有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多方面的原则，当然也有目前农村改革深层次的问题，而现行的政策和法律又无法涉及的。当然，我作为这个乡的党委书记，不能说不感到自愧。我在书写这封信时，也在反复叩问自己，自己为老百姓做了什么？”他放下手中笔，折好信，重新写好信封，端正地放在办公室中央，自己却躺在床上左思右虑的。这封信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被眨？永生做不起人？甚至信在途中就会被拦了回来，甚至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进监狱。他好象听人说过，这种与时局相悖的信是很难直接送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手中的。他起身又看了看信封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