辆轻便的出租马车。

  又一次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人们头上顶着绣金边的小圆帽，脸膛黝黑，噪门粗大。旅客们经过十几分钟的汽车车程，就到了“迈纳克”疗养院——一座石灰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带领新来的人去各自的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停在十一号房间门口，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您就和埃布纳同志一块儿住这间吧。他是德国人，想找个俄罗斯室友。”医生边解释边敲门。

  屋里传来不纯正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把手提箱放下。他转过身，看到床上一位金发男子正眨着一双漂亮有神、仿佛会说话的蓝眼睛。他正和蔼可亲地冲保尔微笑着。

  “古腾摩跟，格诺赛。对不起，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同时朝保尔伸过手去。他那手指细长的手苍白而缺少血色。

  几分钟过去了，保尔坐在德国伙伴的床边，两人正在用“国际通用语”交谈——其实语言不很重要，主要是靠些单词，配合手势、表情进行猜测在了解对方。总而言之，他们用上了国际语中约定俗成的全部表达方式。

  保尔已经知道德国工人埃布纳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大腿中弹，这次再次被迫卧床是因为早伤复发。他虽然病痛难耐，而始终斗志昂扬。这立刻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感到格外高兴能有这么好的一位病友同住。他不会从早到晚发愁哀叹自己的病情，相反，在跟他待在一起时甚至连自己的痛苦也能抛到脑后。

  “可惜的是我一句德语也不懂。”保尔暗自遗憾。

  花园的一个角落里，一张藤桌周围放着几把摇椅和两辆轮椅，有五个人会在每天治疗后在这里泡上一整天，他们被其他人称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埃布纳半躺在轮椅上。另一辆上坐的是被禁止步行的保尔。另外三个人，分别是：爱沙尼亚人魏曼，一个大胖子，在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年轻女郎玛克塔·带琳，来自拉维脱维亚，是个外表像是才十八岁，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的姑娘；列杰涅夫，西伯利亚人，身材魁梧，两鬓斑白。很显然，这五个人来自五个民族：德意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埃布纳就请他们做翻译。埃布纳和保尔同住一室，他又因和玛尔塔、魏曼有共同语言而亲近，而保尔则是因国际象棋与列杰涅夫相识。

  保尔曾是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