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夸奖，便含含糊糊地说：“我参与了设计，但主要由他带人搞的。”他指了指那位站在自己侧后方的区委宣传干事。　　县长瞟了一眼满面喜色的宣传干事，点了点头，用很低的、但让身后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声音说：“这哪像召开公审大会，简直是要搞登基大典！”　　这时，杨公安员歪斜着身体走上来，用很不标准的动作向县长敬礼。县长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杨公安员，说：“为了你设计擒获司马库，县里已经决定给你记一大功；但因为你在实施计谋时伤害了上官家的人，还要给你记一大过。”　　“只要能把司马库这个杀人魔王擒获归案，”杨公安员激昂地说，“别说给我记一大过，就是把我这条好腿砍掉都成！”　　公审大会定于腊月初八日上午召开，好看热闹的百姓后半夜时便从四乡八疃披着寒星戴着冷月往土台前汇聚。黎明时分，台前空地上已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蛟龙河大堤上也排开了人的栅栏。羞怯的红日初出，照耀着人们结满霜花的眉毛和胡须，人嘴里冒着粉红色的白雾。人们忘了这是个喝腊八粥的早晨，但我家没忘。母亲用伪装的热情试图感染我们，但由于司马粮的哭泣我们情绪低落。八姐像个小大人，摸索着，用—块从荒滩上捡来的罕见的海绵，擦拭着司马粮泉水一样的眼泪。他的哭是无声的，但无声胜过有声。大姐跟在忙忙碌碌的母亲身后，一遍又一遍地问：　　“娘，他死了，我是不是要殉节？”　　母亲训斥她：“疯话，即便是明媒正嫁的，也用不着殉节。”　　大姐问到第十二遍时，母亲忍无可忍地、用尖刻的态度说：　　“来弟，还要脸不要？你跟他，不过是妹夫偷了一次大姨子，见不得人的事！”　　大姐愣住了，说：“娘，你变了。”　　母亲说：“我变了，也没变。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　　她用含着泪水、但也喷s着火焰的眼睛扫了我们一遍。最后，她把目光定在我脸上，好像我身上寄托着她最大的希望。我感到极度的惶恐和不安，除了能较快地背诵课文和较正确地演唱妇女解放歌，我几乎再也什么优点，我爱哭、胆小、懦弱，像一只被阉割过的绵羊。　　母亲说：“都收拾收拾，去送送这个人吧，他是混蛋，也是条好汉。这样的人，从前的岁月里，隔上十年八年就会出一个，今后，怕是要绝种了。”　　我们一家站在河堤上，周围的人，躲躲闪闪地离开。很多目光偷偷地看着我们。司马粮还想往前挤，母亲拉住他的胳膊，说：“行啦，粮儿，远远地望望就行了，近了要分他的心神。”　　太阳升起两竿子高时，几辆汽车小心冀冀地开过蛟龙河桥，从河堤的豁口处爬上来。车上站满头戴钢盔的士兵，他们都抱着冲锋枪，面孔严肃，如临大敌。车开到席棚西侧停下，士兵们一对一对地跳下来。跳下来的士兵便飞跑着散开，布成了严密的封锁线。最后，从驾驶棚里钻出两个兵，打开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