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无大区别。可是，中国官场的最大特色便是不管规矩定得多细多严，却仅仅限于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或者只是对普通百姓才起作用，又或者是在声讨某个已经落网的贪官污吏时作为附加过错一笔带过，很少有当真落实的时候。那个魏副司长在北京时，住中套公寓，骑自行车上下班，在食堂吃饭和普通职工一样排队，甚至连办公室也是两人一间，说到底只是一个职务高些的办事员，其工作和生活环境甚至都不及发达地区一个普通乡镇的工作人员。可是，副司长下派阳城成了副市长后，情况立即改观：市里为他配备了奥迪专车，专职秘书，换了新款手机，住宿在阳城宾馆，办公室不仅比部长的还要宽大，而且超豪华配置，于是当即惊诧莫名感慨万端。及至工作了一段时间，更发现此副市长与彼副司长的实际权力又岂止形同天壤走到哪都有官员热情迎送，坐到哪都有热茶送到手上，言必重要指示，座必主席主位，至于请客送礼、歌舞娱乐等等一应消费不仅全额公费报销，且有专人负责办理。至于平常下去视察或逢年过节，车子后备箱里从来都是满载，那些专程送上门来的还不包括在内。本来，此公任期只有二年，可是二年转眼即到，魏副市长竟然有些乐不思蜀，正好部里其他官员也都不愿离开京城，他就主动提出申请，又在阳城多呆了一任。后来，黄一平每次到京，总要抽空看望老领导，那魏副司长也不见外，说起在京城每每骑着自行车混杂于茫茫人流，或挤公交、地铁一类上下班，还老大不适应，难免想起在阳城呼风唤雨种种。缘于此，黄一平也深有感触，知道同是一个职级的官员，在此是君，于彼为臣，甲处是凤凰，乙处就只能是只鸡了。也因此，他从内心里不仅希望早些离开秘书岗位，而且更希望选好一个落脚点，最好能借助冯市长的上升期，自己也随之飞黄腾达、不断上升。

  眼下的头等大事与当务之急，是搞定方教授，处理好冯市长的文章。否则，一切免谈。黄一平反复提醒、告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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