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终究还是修成了，坟头也被平了，坟墓之地变成了一片荒地，垃圾遍布，无人

  问津。

  八十年代中期，荒地上盖起了一个红砖房子，是一个小院子一样的，两层楼，

  当做了工厂的医院，在医院的斜对面，是一个车间，那个坟头的位置就在车间和

  医院之间的空地附近。

  九十年代末，医院和车间都拆了，荒地上的树也砍了，坟头的位置盖起来红

  砖的干打垒房子，分给了厂里的职工，当时可能为了能够分到这样的房子，厂里

  的人还争得面红耳赤。进入新世纪，那些红色干打垒房子又拆了，又修了灰色的

  水泥墙宿舍，宿舍的周围栽了树，有的空地当作了停车场。

  而这场三十二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庄严追悼会，早已在这里人的印象当中抹去，

  也许当年讲话的生产队队长，不久也牺牲了，也许活到了今天，也许还住在这个

  院子里，在每天傍晚，牵扯狗走过宿舍区那个当年坟头的位置，心里想的是孙子

  上初中选校的事情。

  孙德富可以断言，在诺大的厂区，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人早已经把那个英年

  牺牲的「先进」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他还记得老政委的音容笑貌，毕竟，老政委

  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视自己为好人的好人，毕竟，没有老政委的培养和保护，

  他也不会以「黑五类」之身加入赤党，更不会成为农场的新政委。

  当年仅二十九岁的他伸出颤抖的双手，从县革委会主任手中接过任命时，大

  脑一片空白，这样的任命即便对于那些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也是从未有过的先

  例，更不要提他这个父母都是「瀛洲特务」的「黑五类」了。

  那是孙德富人生中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

  岁月，在此之前的七年是他洒满了汗水的青春年华，前者以悲剧画上句号以至于

  他不愿再去追思，后者也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片段，如那场老政委的追悼会，

  又如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合作农场时的所见所闻。

  孙德富记得自己是跟着一大群下乡青年坐客车到农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