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军官用发音不很准确的英语告诉他： “唉，我们到达那儿时，有个中国军官会越过分界线走过来，念jiāo换战俘的名字，只有当他叫你的名字时，你才能从吉普车上下来。”

  当吉普车缓慢地驶向战俘jiāo换地点时，有个身材高大的美军上校快步走到吉普车前，向迪安将军敬了个礼说：“迪安将军，欢迎您回来，您现在下车好吗？”

  “不，不行！”中国军官唾沫飞溅地说道，“只有叫到他的名字时才行！”

  美军上校转向中国军官，怒视着说：“你的权力到此终止了。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把迪安将军接过去。”说完他又向中国军官迈近了一步。

  “不要紧，上校，”迪安说，“就让他们叫名字吧，现在再呆几分钟也没什么关系。”

  9月6日，也就呈战俘jiāo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批签字承认他们进行了细菌战的美国官兵到达了自由村。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联合国军战俘中官职仅次于迪安的美国军官，同其他两个飞行员一起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护卫卡车的前面。谢天谢地！他想着。洗过澡后，医生给他进行了体检，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我认为长时期的缓慢的jīng神折磨比急剧的rou体折磨还要难以忍受，”他告诉记者说，“你整日整夜地坐在那里。你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你要么承认罪行，要么就呆在那儿。”

  其他承认有罪的人避免正面回答问题。凯斯比奇注意到这些战俘顾虑重重，除非安全方面的军官保证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的，他们是不情愿多说话的。尽管这样，他们只是断断继续地讲述了一些故事。“他们做了羞愧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很清楚，”比奇说道，“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他们的神态举止就像是灵魂患了癌症一样。”

  这批战俘中说话最直率的是沃克马胡林上校，他是最后认罪的战俘之一。比奇知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了21架德国飞机，因而毫不怀疑他本人的勇气。他始终jīng神昂扬地面对比奇和其他记者，坐在他旁边的是空军联队的副队长小安德鲁埃文斯上校。他俩都34岁，但埃文斯看起来要大好多岁。他身材削瘦，嘴不停地抖着，似乎马上就要放声痛哭。仅仅在三天前他才最后签名认罪。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国家的叛逆者，”马胡林平静地承认，“我们有些人招供了，有些人则没有。那些不招供的人应当得到荣誉勋章。”他用焦虑的目光看着埃文斯，埃文斯则像患了伤寒，不停地发抖。当记者开始向他的朋友提问时，马胡林巧妙地给予了答复。

  新闻记者忙着作记录，摄影师在不停地拍照。闪光灯闪烁着，照相机咔咔地响着。马胡林继续讲着，声音录进了录音机里，“审讯官的凶残是你们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