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荷兰，两天中就席卷了丹麦。”

  康纳利尽管刚刚对杜鲁门作了上述指点，还是敦促他耐心点：“我们已经建立了联合国，当它决定应当采取的行动路线时，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处在更好的位置上去判断我们的责任，决定我们应当干什么。”

  诺兰德讥讽地说，“如果苏联人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上一票否决权，他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办。”“这位得克萨斯的参议员会认为我们应当坐回去，玩弄手指头，一事无成吗？”尽管怒气冲天，亚瑟克洛克还是在《纽约时报》上说：很明显，“总统将拥有两党的坚定支持，采取与全国xing政策相关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策。”

  甚至就在康纳利和诺兰德正在争论不休时，在白宫，韩国大使约翰张也在绝望地乞求援助他那被围攻的国家。杜鲁门费力地鼓励这个哭哭泣泣、心神错乱的朝鲜人，他说：“挺住点，正在援助哩。”但是，张大使不放心，记者们也没有杜鲁门的那份信心。有些人认为军事干预朝鲜的风险太大了，朝鲜就要一笔勾销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导说首都正淹没在一种冷漠的宿命论感觉中，“此间一些官员认为由联合国建立的朝鲜，无端遭到攻击，为向共产主义的侵略攻势发出挑战提供了最有可能的道义基础。但是，大多数人看来似乎认为在一个天时更有利于共产党人而不利于西方国家的时候，去找一个打仗的地方实在不明智。”

  那天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顾问们开会。艾奇逊掌握了会议进程，提议逐渐增加军事行动，发布一道“全力以赴的命令”要海、空军向韩国军队“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援”，还发布特别命令派第7舰队去防止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则走得更远。他说，过去5年中，他已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危机。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朝鲜去干一切他们能够干的事情。“朝鲜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就像柏林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赤色分子正在试探我们武力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迎击他们的威胁，又不卷入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他要国防部长约翰逊用保密电话通知麦克阿瑟。“亲自告诉他我的指令。”他应当用他指挥的海、空军力量去支援大韩民国，“但只能在三八线以南。”

  杜鲁门的顾问们，包括约翰逊部长，通过了所有的建议，于是，会议在充满信心的感觉中结束了。杜鲁门诚挚地对艾奇逊说：“我当了5年多点时间的总统，我还花了5年时间去避免做出像我今晚不得不做出的那样的决定。我想叫你知道的是，这个决定并非只是为了朝鲜。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联合国本身。”

  正是这个决定叫许多注意华盛顿情况的观察家们大吃一惊，他们并不了解杜鲁门和头号冷战斗士艾奇逊的亲密关系。他们是古怪的一对儿。杜鲁门是来自密苏里一个小镇好动不安的前服装零售商，曾经每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