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不高兴给了，这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别。

  我招呼家人把那张《朋党论》拿去裱好，又把蔡京请入内堂重新坐定，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方问道：“元长任地方也有一段时间了，可和我说说新法在地方的实行情况如何？”

  这是考较功夫的时候了，倘若他说新法好话，那自是不用谈了；但即便是他尽说新法坏话，我也不会太看重他，我当他人才用还是奴才用，便看他自己的本事了。蔡京岂有不明此理的，抱拳说道：“此事本非学生所应当说的。但是石相见询，不敢不答，一言以弊之，扰民而已。”

  “哦？”

  “大宋建国百余年，积弊日多，后人因循守旧，亦无复太祖、太宗皇帝开拓进取之心，对外又屡困于北夷，故此自仁宗皇帝在位之时，朝野便有变法之心。仁宗皇帝特为范公开天章阁，是有庆历新政，其中主持人物，今日尚在。以仁宗皇帝之明，范公、富公诸大人之贤，庆历新政，数年便告失败，后人总结经验，都知是庆历新政，关系到大宋上上下下数以万计的官员的利害，这许多的冗官冗兵，便是大宋建国百余年来最大的祸害，朝野非不知也，然知易行难，便以范公之贤，亦有所不能……”

  蔡京侃侃而谈，见我略有赞赏之意，喝了口茶，清清喉咙继续说道：“……王相公自熙宁二年入相，号称天下人望十余年，上至皇上与诸士大夫，下至黎庶百姓，无不希望王相公能够一洗大宋百年的颓废，创中兴之功，可以说，当今之世，无人不盼变法……”

  我心里一动，这一层倒是我没有想到的。便听蔡京继续说道：“然天下士大夫于变法的态度有三：其一，号称人臣楷模的司马光司马大人等人，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便认为凡事当小心谨慎，以不变应万变，虽谓不变，司马公等人心中的不变，不过却是走回庆历新政的路子，不过是更加小心与保守罢了，并非是全然不变；其二，便是王相所倡，以为方今之政，不仅要变，且要大变、急变，他们心忧国朝积弊数十年，希望所有的弊政一朝能改，恨不得数年之内，便可国富民强，尽复汉唐之地，而王相的法度，不过就是避开吏治，以法治国，以为终不以庸吏而坏良法，却不知道古人曾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此王相之失也……”

  我再也想不到一个被骂了千年的奸臣，能有如此见识，心里不禁调整了一下蔡京的地位，温声问道：“那么第三种态度呢？”蔡京知道他这番高论已经打动了我，乃笑道：“士大夫中第三种态度，便是以苏轼苏大人的寒暑论为代表，此辈以为如今的大宋，是一个重病之下病人，须得徐徐用药，先轻后重，免得一不小心用药过重，反而把病人给害死了……”

  我听他分析得头头是道，便笑问：“依元长所说，那么元长你又以为何者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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