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她不再在塑料厂干活。母亲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被介绍到一个运输班班做临时工，那个运输班班在为山上一家工厂干活，路远，只能一周回家一次。

  在这次告别后，小孙也调到江对岸城市另一头，市郊火葬场附近的塑料厂，从小干部撤职变成工人，在车间做下料工，裁石棉板，那工种带毒，没有人愿意干。

  母亲抬着石头，有一次就当着建筑工地上所有的工人号啕大哭起来。

  “你抬不动，就别来吃这碗饭！”

  “抬累了休息一阵就好了。”

  那样话在母亲耳边都等于白说，她根本未听。她的一身都被汗水湿透，用她的话说，腰带上下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她一天只吃两顿，肚子饿得咕咕怪叫，脸上被虫子咬得斑斑红点。她拒绝着听空中隐隐传来的他的声音，他在说他在想她，他要见她，他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他。她拒绝听，如果她性格软弱一些，狠不下心肠，如果她不强迫自己耳朵聋，她就能听到，她会立即扔掉扁担，比任何一个热恋中的女人还要疯狂，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冲过江去。

  母亲会的，但她更明白，她的生活中没有自行其是的权利，必须对子女负责任。她的头发在脱落，腰围在增大，背在弯，肩上的肉疱在长大，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飞速地变丑变老，她很快变成了我有记忆后的那个母亲。

  这个被母亲用理智撕毁的场面，需要我以后受过许多人生之苦，才能一点一点缝补起来。在当时，我怨母亲，我不愿意理解她。母亲给我讲的一切，没有化解我与她之间长年结下的冰墙。可能内部有些开裂，但墙面还是那么僵硬冰冷，似乎更理由十足，这是我一点也没办法的。

  3

  这个城市大部分街道是坡坎，不适合骑自行车。于是历来就有手握一条扁担两根绳子的“棒棒”，站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耐心等着人雇用。

  除了出大力流汗的挑运棒棒，这城市也有不少闲人，于是也就有了茶馆。差不多每个地段都有一个，主要大街上能数出好几家老字号的茶馆。“文革”中禁开茶馆，现在又遍地都是。泡茶馆的人并非一律老人男人，半大青年也有。人一进茶馆，一壶热茶暖融融，便有了几分生机，嗑嗑瓜子剥剥花生嚼嚼辣椒豆腐干，与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阵，磨蹭够了，伸伸懒腰，拿起自个烟袋，慢悠悠走着，是一种享受。重庆人再穷，也要想办法弄几个辣椒来吃，吃得满嘴满脸红涨，这点享受，是对命运的不服气，是一种自我伤感的放纵。

  在上半城一个临街口的茶馆，我和母亲隔着方桌相对坐在长条凳上。没两分钟，盖碗茶还未送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逆着光从门口走进，个子较高，但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