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那刺鼻的味道。而这会儿，历史老师正在苦恼中，我得让他高兴。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发现没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讨厌，一点儿也不扎喉咙，很香。

  “你喜欢。”他说。

  我笑了。

  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1949年这座城市的事，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当年的天气，当年的石阶和江水。他关切地听着，让我说下去。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而一点也没想到他。

  “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停下来问他。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写成一本书，想写他对生活和命运的感受。大姐也这么说过，大姐想写她自己，那是发泄，是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诉怨。他说，他想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北京有一些写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条新路子，作品贴在西单民主墙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给他们的读书会施加压力，也就是这个背景。他就是写了，也不想发表，不到时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来，我握在手里。刚才听他说要写书，我的心一下子被牵得远远的。

  “别怕，不会喝醉的。”他看着我说。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说：“还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归我了。”

  我于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我觉得脸红了起来，记忆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个结巴也未打。我说到我出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也说到大姐几次大吵大闹离婚。我猜想，她想换个男人来换一种生活。

  历史老师接过我的话说，你大姐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对付一个强大的社会，她改变不了命运。

  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我们老百姓只想在公共厕所加一个茅坑，当干部的，不管小官还是大官，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桶、浴室、电话、用人、奶妈。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产生矛盾，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

  有两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干部们互整，不被人整倒，也会整别人。既然吃政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