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半个世纪前在这座山城被唱得烂熟俗气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绝对黄色的禁歌，直到这一二年才从革命歌曲的重围中又冒了出来，带着古怪的诱惑味。以前听，多少能使心绪改变些，但这个下午一两点钟，却让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阁楼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长这么大，我是头一回如此牵挂着母亲，于是我关掉音乐，下了楼。

  母亲不在屋子里。奇怪，她上哪儿了呢？

  父亲正蹲在院外空坝上，满手黑乎乎，捏打着煤渣饼团。

  父亲若不是特别需要，谁去主动打帮手，他会不高兴。母亲相反，她经常故意不叫，考验我们做儿女的，谁最勤快，谁最与她贴心。

  院里院外都没母亲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门槛前愣着，有人在我身后叫：

  “六六。”

  我顺声回头，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门。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说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庆来了。我这么一走神，就听见大姐不耐烦地喊：“六六，你耳朵聋了？”

  3

  大姐用水洗过脸，“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边问，边拉开五屉柜抽屉，取出一把断了齿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她吹了吹上面的灰，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过的头发。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没大变化，脸圆了一点，身子丰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跃。

  “爸爸不在家吗，我不在家，怎么说没人？”

  “哟，说不得了，”大姐脸上有了笑容，“幺妹，你书比我读得多。”

  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面。“我没一样事顺心。”大姐说着，接下来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该怎么办？

  我赶紧接过她的话，说：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何必搞得怪里怪气的？

  她笑着说，她就是不先回这个家。她到以前一起下乡的朋友家去串门，就是要让母亲晓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哦，妈呢？啷个不见她？”

  她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我说中午母亲还在，后来我下楼母亲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说：“不管妈，妈准是过江去城中心看二姐，妈心疼二姐，心里没有我们这几个儿女。”

  二姐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读的师范，1969年上山下乡，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不去，免了受当知青的罪。分配时两个有门路的人互斗，僵持不下，让她这种本应分到乡村小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