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开宝三年（970），那位杆棒开国皇帝颁布了一条法令，曰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

  其后禁令波及全国连绵不绝，粗略简之，就可见有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佑二年（1035），庆历八年（1048），嘉佑七年（1062），宣和六年、七年（1125）等再三再四颁布的各种禁私兵法度。

  这一系列禁令，涉及面极广，不但禁了上阵用的军用武器，一度连老百姓日常开山种田的工具刀都给禁了。

  在《宋会要辑稿·兵》里，有仁宗年间的一份诏书，其曰：“仁宗天圣八年三月诏曰：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

  利州路转运使陈贯言：着袴刀，于短枪竿、拄杖头安者谓之拔刀，安短木柄者谓之畲刀，并皆着袴。畲刀是民间日用之器，川陕路险，全用此刀开山种田。今若一例禁断，有妨农务，兼恐禁止不得，民犯者众。请自令着袴刀为兵器者禁断，为农器者放行。乃可其请。”

  这里还好吧，利州路转运使陈贯为老百姓争取到了携带工具刀的权力，在他的建议下，朝廷只禁了长柄的“拔刀”。

  但在《宋会要辑稿·刑法》中，又有记载说徽宗宣和七年，朝廷再次下令禁断民间使用及锻造“博刀”等刀具。这个所谓的“博刀”，其实与朴刀、畲刀、袯刀、刳刀、着袴刀等等乃是同一样东西，是不同地方、不同时间的不同称呼。

  而《宋史》卷一百九十七的兵志则道：“景佑二年，罢秦州造输京师弓弩三年。诏：‘广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并锻人并以私有禁兵律论。’

  先是，岭南为盗者多持博刀，杖罪轻，不能禁，转运使以为言，故著是令。”

  在这条禁令里尤其值得注意是，官府不但禁了“博刀”这种百姓日常生活用具，甚至连其制造者都要得罪，这对兵器制造技术以及兵器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无疑是极致命的。

  兵器兵器，兵用之器也。按说朝廷既然禁的是兵器，当是禁民家私藏兵用之器，弩这种程度的高精尖武器自不用说，肯定算兵器，把长刀、大剑算上去也不为过，可如果连老百姓种田开山的随身工具刀都算是兵器，那就很有点闹笑话的意思了。

  这种连民间生活用具刀都企图禁绝的仇民、防民政策，不仅腰斩了中国之前积累了千余年的兵器制造技艺传承，也灭绝了中国兵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可能，使得中国兵器从会当凌绝顶的世界顶峰水准瞬间跌落尘埃，从此被弃于世界名刃行列之外，最终沦为了既没有文化内涵也没有制造技艺传承的铁片子。

  与此同时，宋自开国起还一直严厉管制各种民间集会，即使是民间祭祀和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