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占天津，是刘一民初上抗日战场时的神来之作。占领天津后，我军从天津缴获了华北日军大批武器弹药储备，部队装备登时就鸟枪换炮，上了一个台阶。包括装甲一旅前身装甲团的坦克、装甲车以及充足的配件都是从天津缴获的。最重要的是，我军把天津日伪的资财缴获一空，原来在天津横行的日本商人一个个都只剩下了一身衣服，连日租界的土地都被刘一民组织拍卖，等于是在天津刮地三尺，把富裕的、支撑华北日军扫荡作战的天津变成了日伪沉重的包袱。

  日军重兵集团合围天津、夺回天津后，华北日伪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天津的经济，重建日伪政权，招降纳叛。

  小鬼子说刘一民让天津经济倒退了20年。这话说的确实没错，我军把天津能够搬走的民族企业都搬走了，把日资企业、资本全都没收了，说天津经济倒退20年一点都不为过。刘一民之所以这样做，那是要和小鬼子打经济仗，避免这些企业资敌。

  小鬼子重占天津后，寺内寿一逼着王克敏想法设法弄钱发展天津经济。王克敏使尽浑身解数，从北洋遗老手中敲诈，向东北的日本企业出卖华北权益，向英租界、意租界、法租界的洋人买办卖地、卖各种特权，拿钱去日本买设备，算是把天津的企业恢复了一部分。而且，王克敏按照寺内寿一的指示，在天津大开大烟馆、妓院，以毒养战，靠毒品赚钱来支撑天津日伪政权的经济。把个天津搞的乌烟瘴气，越发显得民生凋敝，畸形发展。

  令人郁闷的是，日伪军恢复统治进展的很顺利。中国似乎从来都不缺汉奸，我军都把天津的大汉奸收拾完了，想不到还有人敢于当汉奸，协助日军建政权、建特务组织。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我军不可能把天津的汉奸杀完，只能杀大汉奸、双手沾满鲜血的汉奸，那些小汉奸、伪职员不能杀，只能抓起来教育后再予释放，我军撤离后，这部分伪职人员、小汉奸绝大部分重操旧业。另一个是天津的畸形社会状态导致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天津混混”，这帮人鱼龙混杂，本身就是谁给钱帮谁卖命，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前就经常利用他们制造事端，重占天津后，自然又一拍即合了。

  说起天津混混，那是民国年间特有的产物，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黑社会。本来，20年代袁世凯当政的时候，对天津混混给予了沉重打击。但是到1926年的时候，奉系军阀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到天津发展青帮势力，在警察系统发展大批徒子徒孙，最底层的喽罗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并依靠这些人成了津门一霸。后来，天津的青帮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华界活动的警察，一部分是在租界活动的知识分子，多为编辑、记者、教师、医生，这些人混青帮主要是为了自保，象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张逊之、北洋财政总长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