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副军长是打仗打老的，做事雷厉风行，没有做长篇累牍的讲解，只是把独树镇战役之后部队的情况和现在二十五军面临的局势做了详细的讲解，跟之前营里面的碰头会刘成章说的大差不差。

  “都说说吧，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徐副军长说完之后，程军长抬手让徐副军长坐下，问大家：“军事民主制我们是要坚持到底的，尤其是面对这样的局势，这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不是？诸位都是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我军中坚力量，对我军下一步的战略决策都有建议权。”

  红军部队以及之后的八路军、解放军，都把坚持军事民主制度放在了第一位，这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是近代军队与现代军队一条分明的分割线。

  部队首长下达作战命令和战略部署的时候，历来果断，只要是形成了决议就必须要执行，但是下达决议之前都会仔细的思考和探讨部队所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未思胜先思败就是如此了。

  所以仗打到这个份上，老蒋虽然抽调的军队数量是红军的十倍以上，但是经过数年的恶战，红军依旧是打不垮拖不烂，因为红军的每一次军事部署，每一个基层指挥员心里都是清楚的，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各种面对突发状况的应急预案，哪怕是部队被打散了，但是基层作战单位任然能够在联系不上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各自为战。

  这样的决议方式，在后期面对日军大兵团的扫荡，部队分散突围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几年，日军的气焰十分嚣张，因为太平洋战争没有开始，整个日本的聚焦点都在他们所谓的大陆政策上，最精锐的师团，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优先配备的，若是没有坚定的基层指挥官，那么经常在反扫荡中被日军打散的基层队伍就很难坚持到最后的。

  所以红军的指挥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要，我们要。把战略方向说出来之后，具体的战术方式任由基层指挥员发挥，一来做到心中有数，而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的优秀军官，为后期的部队迅速扩张提供了先决条件。

  至于尤其擅长微盘操作的蒋委员长，则是保有着非常传统的统治者思想，归结为一个词就是——你要！所有的事情委员长心里都清清楚楚，所以你必须按照我的要求进行作战，答应了自然是老子调度有序指挥有方，要是输了那不好意思，一定是你没有清清楚楚的明白老子的核心思想，活该你作为遮羞布替党国尽忠不是？

  国军的少将师长常乃超有一句相当经典的话，那就是国军的命令由天才来制定，却由一帮蠢材来执行。

  被大家说是蠢材的十有八九那是真的蠢，可是自己说自己是天才的那百分百是个蠢猪，不考虑实际情况和部队士气，把行军打仗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