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我叹息着说：“肝癌。”

  我没有告诉他我父亲自己后来的那个选择。那件事情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到伤心难受，不过有时候我心里也会这样想：假如今后我也患了那样的病，说不定我也会那样做的。那样的疾病在现有的医疗技术下根本无法治疗，而且那种痛苦非常人可以忍受。虽然那样的方式对自己和家人太过残酷，但是用那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又何尝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曾经是医生，因为见过病人太多的痛苦，所以我是赞同安乐死的。可是，正因为我曾经是医生，也就更加明白这其中存在着太多的伦理学方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对安乐死问题有着合法性。

  说到底，安乐死的实质是一个“死”的权利问题。任何人都有“生”的权利，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法则，法律也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可是，既然人有“生”的权利，那么，人究竟有没有“死”的权利呢？对此，人们都会说，人，没有选择“死”的权利，如果说人有选择“死”的权利，那就是准许人的自杀行为；更进一步说，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在请求别人帮助他自杀的时候，也应当提供帮助。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就不会安宁了，就会出现谋杀也可能“合法”的情况。但是，如果将无权选择死亡绝对化，那也将会出现新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生”不再是他的幸福，而是巨大的痛苦的时候，病人选择宁静、有尊严的死亡的愿望，终将无法实现，因而只能忍受“生”的剧烈痛苦，在痛苦中等待自然到来的死亡，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解脱。

  我认为，生命权既然是一个“生”的权利，就应当包含在一定的条件下选择“死”的权利。

  这就是有限的生命支配权。这不是说轻生是合法的，人没有选择自杀的权利；但是，到了身患绝症，临近死期，正在遭受“生”的极度痛苦而又不堪忍受，医务部门也予以认可的时候，人选择宁静、有尊严的“死”，应当符合生命权的定义。

  这样做，才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他顿时沉默。此时我开车正经过闹市区，马路上堵车的情况比较严重，出租车和部分的私家车见到缝隙就往里面挤，喇叭声随时响成一片。

  这时候堂弟忽然说话了，“这么多年了，国内还是一样。人们想到的都是自己，不按规则行事。这次我回国，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情况。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是人们却变得越来越不守规则，越来越自私。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上讲，中国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差至少一百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人都自私，那么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任何的规则可言，法律也就会流于形式。这样的结果，受到伤害的只能是大多数人，因为只要少数的人才能够享受到特权所带来的�